近日，为全面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组织有关部门对部分金融机构、有关政府部门以及人民银行5000户工业及服务业企业中的部分样本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随后，他接受《理论周刊》专访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紧要关头，应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法作为、科学应对的原则，统筹处理好抗疫情与促经济、逆周期调节与转型升级、行政效率与公民权益、发挥制度优势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的辩证关系，在有效防控的前提下，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推动经济运行恢复至原有趋势。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

危中见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金融时报》记者：在近期的调研中，您认为疫情对我国经济金融的现实和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诺金：在近期的调研中，我发现疫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活动陷入停滞，供给能力受到重创。二是生产秩序修复节奏紊乱，产业链遭到破坏。三是需求全面受压，国际产业链失控风险加大。四是居民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长放缓。五是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税收、基金收入减收明显。六是金融承压明显，业务增长和风险防控难度加大。短期内，金额机构存、贷款增长受到较大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在您看来，这些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基础和潜力会造成严重损害吗？

徐诺金：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举国动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疫情无损经济长期发展基础和潜力，反而催生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促进了替代性、创新性、补偿性增长。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劳动者剩余仍较充裕，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内需潜力不可低估，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牢、韧性强。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疫情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总体上是可控的，企业全年投资信心较为稳定，73.4%的企业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年初计划基本不变，22.9%的企业预计较年初计划有所下降，后者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物流运输不畅（47%）、资金紧张（34.8%）和市场需求下降（30.4%），只要应对得当，生产秩序恢复正常，这些担忧顾虑将会逐渐得以解决。

疫情非但没有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供给形成致命冲击，反而加快了数字经济新技术的应用，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动力。在疫情防控的应用场景下，占国民经济比重2/3的传统领域看到了数字技术广阔的应用前景，在餐饮、购物、旅游、娱乐、教育、医疗（发热肺炎之外的科室）等消费场所大规模关停的同时，直播、网购、手游、线上教育、线上诊疗、无接触派送等新业态、新模式及时提供了替代方案，引发了经济替代性、创新性、补偿性增长，促进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1至2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据有关统计，生鲜电商代表“叮咚买菜”春节7天完成400万单，近期订单量增长80%，在线教育行业代表“喜马拉雅”预计一季度营收增长32%，“三八”节期间，天猫整体销售额创近4年来最高，逾两万个品牌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根据麦肯锡测算，疫情时期线上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61%为替代原有需求，39%为新增需求，新增需求不断影响现有业态，同时也激发改革创新，促进生产生活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经济为疫情冲击下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增添了新的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评价疫情危机中国家层面出台的相关应急政策？

徐诺金：我认为宏观政策及时、精准，正在为稳定预期、抵抗冲击、恢复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金融政策方面，人民银行超预期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设立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专项额度5000亿元，为三家政策性银行增加专项信贷额度3500亿元，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利率，实现LPR最新报价利率进一步降低，推进存量贷款定价基准向LPR转变。监管部门引导银行对因疫情影响出现还款困难的企业给予展期或者续贷，明确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的具体安排。目前，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企业与银行协商减轻债务负担有了明确的机制和渠道，金融机构低成本可贷资金规模明显增加，河南122家（数据截至3月10日）、全国4708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截至3月13日）复工复产的紧急资金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中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有了更多稳定的专项资金来源。

财税政策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了对确诊、疑似患者及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的救助补助标准，针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投资、运输环节，以及社会捐赠等领域实施税费减免，出台中小微企业一定时限内免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等普惠政策，明确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优惠利率贷款贴息标准，明确政府对疫情防控期间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全部兜底采购收储。假设后续抗疫保障力度不变，按已下达财政资金的日均额推算，截至3月31日，累计下达金额将达2000亿元；按照专项再贷款政策规定，以1.575%作为贴息标准，中央财政将为3000亿元再贷款对应的优惠利率贷款拨付贴息资金45亿元至50亿元；根据部分新实施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测算，减收规模将达7300亿元至8000亿元。汇总后，今年新出台的部分抗疫减负政策带来的财政减收增支将达9345亿元至10050亿元。

总体看，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有力，不仅为抗疫保供带来了直接的资金支持，更减轻了广大企业财务负担，维护了企业资金链安全，为改善生产经营树立了信心，有利于防范信用收缩与经济增速下行相互恶化的风险。郑州中心支行调查显示，银行信贷经理对疫情后的信贷投放保持乐观，62.7%的银行表示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有信心实现全年信贷计划增长目标。

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法科学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金融时报》记者：疫情冲击之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足和短板有所显现，这其中哪些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徐诺金：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暴露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不足。

比如，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机制不健全。面对可能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未知传染病疫情，地方政府风险防范意识淡薄，轻视专家意见，信息传导低效，决策链条冗长，防控应对和预警预案反应滞后，导致疫情自萌芽发现之初至病毒人传人特性被正式公布，前后时间过长。上次SAS如此，这次疫情原样。由于战机延误，疫情扩散，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损失。

再如，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存在短板，医疗人才、战略物资储备短缺问题突出。作为制造业大国，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基本防护物资却在关键时候暴露不足。公共卫生领域医疗资源不足。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床位数约为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隔离收治条件极度紧张，再加上初期病毒检测程序混乱、病患确诊时间长，引发了公众对医疗资源的恐慌性“挤兑”，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一度导致疫情防控和病患救治陷入极大的被动。

又如，部分政府官员法治意识淡薄，处理复杂局面和棘手问题时习惯诉诸行政手段，权力滥用、权力乱用屡有发生，需要限制人员流动就随意挖路设卡，需要保障本地供应就截留过境物资，需要警示人群聚集风险就擅闯民宅、没收私人财物，甚至出现殴打伤人等暴力行为。在全国上下一盘棋一个声音、外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行政权力惯性化地自我扩张，逾越了法治底线，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再比如，防控措施预见性、科学性、精准性不足，决策依据局限于静态事实和宏观数据，忽视了公众对于大型突发未知传染病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漠视了微观主体在疫情防控链条中的能动作用，对广大群众教育引导不当，对特殊困难群体关注不足、帮扶不够。有的强调某种如N95口罩和消毒用品药品的高级有效性，造成社会库存顷刻间被抢购一空，造成本就稀缺的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导致身处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防护条件过于简陋，感染风险大大增加，造成了本不该有的牺牲。对于孤寡老人和困难儿童，以及因封城而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等难以发声的弱势群体，有的关心照顾不够，导致发生了一些令人遗憾和悲伤的事件。这些问题都是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深刻教训，也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鉴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思路应如何厘清？

徐诺金：当前，疫情在境外的扩散正在加快，各国应对策略千差万别，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不仅会在短期内抑制我国外部需求，也将通过跨国产业链的调整，加剧主要经济体之间制造业升级的竞争。我们应用全面、长远的眼光看待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形势，深刻吸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理清思路，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法作为、科学应对”的原则，处理好四方面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做好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长短结合，统筹处理好抗击疫情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短期内，坚持防疫情和促生产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生产要素供给尽快恢复到原有趋势，既不能为了仓促复工而麻痹大意、忽视安全防疫，也要避免因僵化死守而造成无谓的资源浪费、丧失战略主动；长期应着力弥补社会治理短板，清除阻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能。

二是坚持标本兼治，处理好逆周期调节与转型升级的关系。疫情冲击成为企业竞争的分水岭，疫情催生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将是一场更严酷的考验。有鉴于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审时度势，当前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最大限度缩小疫情的影响，防范生产失序、民生失稳、经济社会失控的风险，也要避免过度刺激加剧结构失衡、阻碍市场出清，更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企业积极改进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转换供给动能，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三是坚持依法作为，处理好行政效率与公民权益的关系。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说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府要坚持把该管的事务管好，集中精力在保障安全、维持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上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尊重企业的管理权、决策权、定价权、公平竞争权，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此巩固和提高政府公信力，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

四是坚持科学应对，处理好发挥制度优势与增强微观活力的关系。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来袭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突出，但如果社会长期处于应急机制，全民紧绷一根弦，反而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随着越来越多患者治愈，病毒传播机理逐步明晰，应不失时机地做好“战时”向“常态化”机制转变的准备，依托当前我国强大的治理体系、群策群力来做好疫情防控。在科研攻关、生产供应、国际合作等各个领域，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推动中国优势和潜力尽快转变为现实的竞争力。

《金融时报》记者：在上述原则之下，当前应着力做好哪些工作？

徐诺金：一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缩短减小疫情影响。沿海港口、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把好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第一道关口，及时做好入境人员病毒检测和隔离观察。其他地区细化疫情等级划分，根据各地不同风险等级精准施策，低风险地区严防输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地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扩大复工复产的范围。重点推进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物流等关键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复工，为其他行业复工提供保障。从产业链角度协调解决用工、原材料等困难，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复工。

二是抓住疫情催生的新业态模式，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5G技术的应用，积极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智慧金融，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巩固疫情防控开辟的新市场、新机遇，督促巨头企业完善平台服务，强化对外赋能与技术输出，引导更多企业和居民培养线上活动偏好，消除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普惠发展。

三是针对疫情冲击下的公共投资短板，加大宏观调控政策补短板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朝着适度宽松的方向要更加有力，运用降准降息和结构性宽松，进一步引导中长期投资和社会融资成本下降，进一步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差异化监管要求，巩固“几家抬”效果，加强对民营、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精准支持，着力提高“首贷率”，提高信用贷款和企业中长期贷款比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围绕扩大公共新基建的投资方向更加积极，在充分利用现有财政资源的基础上，可适当扩大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和财政赤字规模，针对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需要，做好医疗、教育、物流、交通、电信、网络、保障性住房等领域的项目投资，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全国统一标准的足额财力保障。加强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的协调联动，以复工复产进一步推动扩内需、稳就业、稳预期。

四是针对社会治理的短板，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弥补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短板，明确其职责定位，提高行政级别，加强立法规划，强化应急医疗及疫情防控物资供给，建立相应的国家战略储备制度。提高政府应急响应和危机处置能力，提高突发公共事件预案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深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督促各级官员依法科学执政，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居、就业、创业、培训、子女教育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加强对困难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和关心照顾，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的医疗救治。充分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国内外学术科技交流合作，推进重要领域科研攻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推动成熟技术和资本的适度输出，优化我国企业的海外产业链布局，运用调控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壮大自身实力。